作者:曾于里
《欢颜》是腾讯X剧场继高口碑的《漫长的季节》后推出的新作,自然是被寄予厚望。剧集由徐兵自编自导,演员阵容颇为华丽,集结了董子健、张译、张鲁一、廖凡、田雨等一众实力派演员。
《欢颜》保持着X剧场的探索性锋芒,虽然它是红色革命题材,但徐兵创造性地以公路剧的形式对其进行演绎;虽然立意上是讴歌理想主义精神,但独特的“徐兵腔调”又贯穿始终,让红色与荒诞形成奇妙的碰撞。《欢颜》的剑走偏锋存在不少瑕疵,但叙事和风格上的创新,终究让它成为有个性的作品。
【资料图】
公路剧形式的革命题材
1930年,年仅21岁的青年徐天(董子健饰),秉承父辈的信仰与嘱托,从南洋出发到广东,一路经福建、江西、浙江,最终抵达上海,将资助革命的物资“三根金条”送交共产国际。
这是很常见的革命题材故事,讲述一个人或一群人奔赴信仰、守护信仰,不惜抛头颅、洒热血。守护三根金条,守护的是革命经费,守护的也是信仰本身。剧名之《欢颜》,取自“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”,是主人公完成使命时的喜笑颜开,更是理想社会图景实现后,每个普通人都能有一张没有被欺负过的笑脸。
这样的革命题材,经常包裹在谍战剧或战争剧的类型中。但《欢颜》大胆地以公路剧的形式来演绎。
公路剧是以主人公的“路途”作为基本空间背景,比如徐天一路经过的广州、福建、江西、浙江、上海;它以逃亡、流浪或寻找为主题,人物带着某个目的或动机出发,比如主人公徐天之所以出发,既是护送金条,也是实践信仰。公路剧的重点是,主人公一路上遇到的形形色色的人、事与风景,他们/它们与主人公的内心世界产生强烈的碰撞,让这一段旅程成为寻找、成长或治愈之旅。也即,公路剧的最终落脚点是人物的成长。
在《欢颜》中,出发时的徐天固然怀有信仰,但他天真稚嫩,对社会、对人性的认知更多来自于书本,就像他对爱情的认知来自于与未曾谋面的未婚妻的通信;爱情可以是空中楼阁式的浪漫主义,但信仰的实践常常要付出血泪,要果敢,对敌人更要狠辣。此时的徐天,并不具备一名优秀革命者的素养。
这一路的跋涉,让徐天见天见地见众生,让他看见残酷、狠戾、污秽、冷血、麻木、悲戚,也让他看见了道义、忠诚、信仰、不屈、纯粹、浪漫……到最后,他终于褪去脸上的青涩,他可以用刀砍下自己的手指,用枪射死敌人,用满是伤痕的身体让爱人依靠。
公路剧的成长内核,与革命题材看似不搭,却出人意料地严丝合缝。
乱世中的理想主义
“路途”中,徐天对众生、对世界的认知主要来自于人——乱世中的人。
1930年仍是一个乱世。清王朝虽然已经覆灭,“中华民国”虽然已经建立,但这并未彻底终结四五分裂的政治格局,政府混乱、军阀混战、外国入侵,山河破碎,民不聊生。革命的火种仍未呈现燎原之势,还可能遭遇疯狂的反扑。彼时的中华大地虽有暂时的平静之地,但根子里仍是“乱”,人命如草芥、如蝼蚁,随时可能死在屠刀或枪口之下。
就像剧中有一个桥段,军阀里的一个郭副官,因为徐天得罪了他,便把徐天抓了起来,在他头上支起秤,不断地在秤上发巴豆,只要秤上的巴豆掉了一颗,郭副官就要开枪打死寨子里一个无辜的平民,好几个平民因此殒命……人命不是掌握在自己手上,而掌握在军阀里一个小小的郭副官身上,被他所玩的一个无聊的游戏决定,被一颗巴豆决定。人们无法反抗,也不知道如何反抗。乱世中的人只能选择苟且偷生,祈祷自己会成为幸存者。
好在,仍然有人挺起脊梁。他们奋起反抗,他们敢于说不,他们举起枪支,他们握紧拳头,他们或许说不出什么深刻的理论,但他们知道要保护革命的火种,他们坚守道义,他们信守诺言,他们愿意为了守护火种而舍弃安稳、富贵和生命……虽然他们没有明确信仰什么,但他们是那个时代里真正拥有信仰的人;他们也许不识字更不会写诗,但他们却是那个时代最具理想主义和浪漫主义的人。
比如,老孙(廖凡饰)用生命护送徐天走完第一程,他就像徐天精神上的父亲,经由自己的死亡让徐天认识到残酷,也理解了情与义的真正分量;比如,俞亦秀(张鲁一饰)愿意从那个封闭而又安稳的寨子里走出来,抛下他所拥有的名声、地位、荣华富贵,“朝闻道,夕死可矣”;比如,章加义(张译饰)明明可以过着老婆孩子热炕头的安稳小日子,但他甘冒风险成为守护徐天的一员,他知道什么才是对的,对的事情就值得他去做……
从这一层面上看,《欢颜》拓宽了红色题材的书写人群——他们不只是具备革命信仰的我党人士,也可以是一群把真善美、把道义和承诺看得比生命还重的人;他们虽然不是举起革命火把的人,但一路上他们奋不顾身地呵护火种、保护火种,为最后的星火燎原作出不可磨灭的贡献。
“徐兵腔调”的奇和险
徐兵因担任豆瓣9.1高分的《红色》的编剧而声名鹊起,之后走上自编自导之路。2020年的红色题材作品《新世界》虽然有孙红雷、张鲁一、尹昉这样的强阵容,风格上也独树一帜,但70集的冗长篇幅备受诟病,豆瓣评分不及格。这一次的《欢颜》,徐兵再次延续了他《红色》《新世界》中那种独特的“腔调”。
“徐兵腔调”首先让人联想到几年前一度流行的“民国范儿”,徐兵的这几部作品均以民国为背景。“民国范儿”部分取材于历史真实,但更多是消费主义的包装,比如在很多民国题材的影视剧中,“民国范儿”就呈现为千篇一律的“民国风情”,“瘦削的棱角脸庞,梳得一丝不苟的上过发蜡的背头。呢子衣料,有垫肩的衣服,裤脚翻边的较宽松的长裤,羊毛围巾,呢子礼帽,用旧磨损的皮包,黑胶木的电话,爵士音乐,香烟,勤劳谦逊整洁的佣人,奥斯丁轿车,沿街低玻璃窗配小窗帘的咖啡馆,弹硌路,到处昏黄的灯光,街上的长影”……
“徐兵腔调”中没有“民国范儿”中那种“商女不知亡国恨”、只看见浮华没看见乱世的虚假风情,但他镜头下的人物却保留了一种想象中的民国知识分子的“范儿”——不论人物是不是读过书,有没有文化,他们行动有着一种微妙的舞台感,对话带着特有的话剧腔,对白你来我往、简洁有力,信息量虽然不高,却不会让人觉得无聊,而是荒诞中流露趣味。
剧中主人公虽然都叫徐天,但支撑起剧作气质的常常是徐天的兄长,比如《新世界》里的孙红雷,《欢颜》里的廖凡、张译,他们与革命题材中那些伟光正的角色略有不同,仍然保留着想象中民国旧派知识分子的一股“精气神”:利落,得体,冷静,从容,不卑不亢,杀伐果决……总之,非常“带感”。
有这一“范儿”打底,已经让徐兵的作品形成一定的差异化。在此基础上,徐兵“兵行险招”,放大剧中人物行动与对白的荒诞感:他笔下的人物经常不按常理出牌,时刻在打破观众预期的路上,却又不是胡编乱造,而试图在荒诞中建立一种逻辑的真实,让一切自圆其说。也由此,“徐兵腔调”不仅仅是“范儿”“荒诞”,还有一种突破套路和常规的“奇崛”。
但“徐兵腔调”本身也是很大的冒险。文本可以由大量台词堆砌,但台词的质量必须够高,如果没有趣味性就会变成无聊;荒诞并非胡来,而是在更极端的情境下呈现更赤裸的真实,所以对人物的塑造、逻辑的构建都有极高的要求。
《欢颜》让人觉得可惜的是,剧集有“奇崛”的类型创新,塑造了“有范儿”的人物,情节与人物逻辑却不无疏漏之处。比如没了这三根金条就不能搞革命了?三根金条比那么多人命重要等。
不论如何,徐兵的剑走偏锋在国产剧里是独树一帜的,这是徐兵作品的特色。纵然有瑕疵存在,也强过那些套路十足的平庸作品。只要多锤炼台词、多推敲逻辑、多打磨细节,徐兵的作品会有更大作为。(曾于里)